圖片來源@視覺中國
文｜DoNews，作者｜楊博丞
手機行業(yè)的春天仍未到來。
沒有多少經銷商會想到，他們會一直處在寒冬里，甚至已經“陪伴”疫情度過了三個春天。三年前，中國手機行業(yè)的寒冬才剛剛開始。
許多人原本都計劃在2020年大舉擴張，開更多的線下店，甚至許多手機廠商也都做好了背水一戰(zhàn)的準備，疫情的突然來襲，被迫地讓他們關上了這扇大門。
“當時計劃來年再多租幾個柜臺，真是計劃趕不上變化。”打消擴張念頭的不止劉宇，和他在同一區(qū)域開店的趙勇也放棄了這個計劃。
“因為鼎好大廈要停業(yè)，我就想在對面的科貿多盤一間店，但疫情讓所有人都無法正常工作，我的貨被壓在庫房里就差不多一個季度。”趙勇對于疫情帶來的影響多少有些無奈，但是這并非他能夠左右的事實。
劉宇告訴DoNews，當時也正好趕上鼎好電子商城要停業(yè)改造，身處該樓的所有人都要進行搬離，許多人只能搬到對面的科貿電子城。
在中關村，目前只有科貿電子城在“孤身奮戰(zhàn)”，它身旁的海龍電子城、鼎好電子城、中關村e世界均已升級轉型，不再從事賣場業(yè)務?？瀑Q電子城也自然地成為了當前中關村地區(qū)眾多經銷商們的駐足之地。
“現在別指望開店了，主要是要先活下來，保住自己的地盤。”趙勇說，從疫情開始，他每天的手機出貨量日漸下降，本以為消費力較強的一線城市能夠為他帶來一些銷量，但在疫情面前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
除了北京，劉宇在老家河北廊坊還有兩家手機店，主營蘋果和國產手機，屬于末端銷售商。“在河北，好多身邊的同行現在基本只留了一家店，好一些的留兩家，其它的都關了。”
而因本次廊坊疫情，該地區(qū)采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，任何人和車輛未經許可不得外出，這也使劉宇在廊坊的手機店暫時停止營業(yè)。“已經都關了，現在只能靠北京的店支撐收入。”劉宇非常無奈。
無法保證正常的經營和生活，以及因疫情帶來的管理限制是這些經銷商們主要的關店原因。
即便是中國手機最大集散地深圳華強北也受到了影響。越來越多的檔口老板都覺得手機生意越發(fā)地難做，這其中包括新機和二手機。
王然告訴DoNews，在疫情的前一年每個月的發(fā)貨量雖然已經下降，但基本也能夠保持在2萬臺左右，這包括國產手機和蘋果、三星手機的總和。而在更早，王然的出貨量每月能夠達到4萬臺。
“從疫情之后出貨量就沒好過，主要是疫情反復，一旦所在地區(qū)出現病例，就會被全部封閉，現在即便是把貨放家里一部分如果小區(qū)被封也同樣無法發(fā)貨。”王然說，像前段時間深圳“封城”，所有人都需要居家，快遞也都不讓發(fā)，眼看著很多機器虧損，很是無奈。
據Canalys發(fā)布的數據顯示，2019年中國智能手機銷量為3.69億部，同比下滑7%，僅2019年第四季度，中國智能手機的銷量就同比萎縮了15%，為8530萬部。
據IDC數據顯示，2022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為7500萬臺， 同比下降13.7%。
IDC分析稱，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兩方面，一是由于終端產品的碎片化，使得更多消費者采購了平板、可穿戴設備等多元化產品；二是，不間斷的疫情也導致消費者移動性減少，更多消費者延緩了智能手機等產品的采購計劃。
另外，據中國信通院此前發(fā)布的數據顯示，今年前兩個月國內市場國產品牌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27.9%，但仍占同期手機出貨量的80.3%。
疫情的不斷反復導致不同地區(qū)的消費者購買力下降，同時也導致一些經銷商們不得不節(jié)衣縮食艱難度日。
“我們已經挺過了三年，不知道還能不能再挺過三年。”王然嘆氣道。
疫情的反復讓諸多行業(yè)不再順風順水。在某互聯網公司工作的阿良今年打消了換手機的念頭。“本來想換個13系列，但我覺得我的iPhone11還可以再堅持堅持。主要5G的速度和4G差得不是很大。”
要知道，很多購買高端品牌手機的主力人群是25-35歲的白領一族，其購買力和財力均能夠支撐其消費高端電子產品，而對于大學生或者中低收入群體來說，主要購買力集中于國產手機，如華為、榮耀、小米、OV（OPPO和vivo）。
“一線城市的購買力即便在不行還是要大于二三線的，但像蘋果和三星這樣的國際品牌高端機利潤不太樂觀。按目前行情，一臺蘋果手機的利潤在200-300元之間，遠沒有賣華為、榮耀、OV那樣利潤豐盈。”孫偉曾在上海做手機生意近十年，而在去年，他果斷地撤出了上海，回到江蘇老家開店。
正是孫偉的果斷離滬讓其免于受到上海封城影響，同樣于疫情期間離滬的還有周志強。
“我們撤離上海主要還是因為生意不好做了，在這里一個鋪子的成本甚至要比北京高，雖然上海的人流量大，但是利潤僅夠維持日常開銷。”孫偉在去年6月與妻子商量后，果斷放棄了上海的門面回到江蘇老家。
對于孫偉來說，回到二線城市要比一線城市的壓力小些，因為在這里經營和生活成本遠沒有一線城市高，雖然行業(yè)整體不景氣，但起碼能有一些結余。
“在這邊主要還是賣國產的手機多些，主要是OV，華為也賣，小米的利潤少基本不怎么賣。”孫偉告訴我們，目前在國產手機中，OV的利潤普遍較高，通常在800-1000元不等，榮耀其次，華為看具體型號。“像華為、榮耀、OPPO的折疊屏手機，剛發(fā)售時倒手就能賺錢。”
在困難時期，也有很多經銷商仍然樂于當“黃牛”，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能讓自己門店的利潤好看一些。
榮耀和OPPO的折疊屏手機，在發(fā)售之初因產能困難，一臺手機的利潤基本在2000元左右。同行間即便來回串貨也能有500-1000元左右的利潤。在他們看來，折疊屏手機就像茅臺酒一樣，不是給客戶用或者喝的，而是用來賺錢的工具。
“是啊，三年過去了，店里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現在又增加了一些業(yè)務。”周志強離滬的時間比孫偉長，2020年底他便退租了在上海的店鋪回到河北石家莊。太和電子城是石家莊較大的電子集散地，相似于北京中關村或深圳華強北，但規(guī)模與二者相差較大。
剛剛回到石家莊不久的周志強便經歷了石家莊的二次疫情爆發(fā)，這使得他不得不被迫待在家中。“因為市場已經關了，而且各區(qū)管控很嚴，出不了小區(qū)發(fā)不了快遞，生活一下又停擺了。”
好在這次疫情在2021年的春節(jié)后得以控制，周志強的經營只中斷了兩個月，比疫情之初要好，但要想完全恢復到無疫情時代還需時日。對于封控期間手機存貨的虧損又要其獨自承擔。
當下，疫情反復所帶來的沖擊持續(xù)困擾著線下店，不僅是各路經銷商們，這也給廠商下沉帶來一定影響，許多廠商不得不收縮了原本的市縣下沉擴張計劃，改為擴張位于一線或二線城市中的Shopping Mall（大型購物中心）。
DoNews發(fā)現，在這三年的疫情中，不同Shopping Mall中的手機門店并沒有因疫情而停擺，反而客流可觀。各家手機廠商好似餐飲界中的麥當勞和肯德基，總能在相同的位置看到“紅橙綠藍”的LOGO。
大家似乎把戰(zhàn)略重心放在了ShoppingMall中，但其客流雖然客觀，成本也相應地增加。
在線下店的攻城略地上，走在最前邊的是小米。據小米2021年財報顯示，其在當年的線下零售店從2020年末的3200余家增到10200家。華OV均有不同程度的縮減，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從華為獨立出來的榮耀品牌在開店速度上也不輸其它品牌。
主要原因在于OV的體系大多是直營+加盟，華為因為受制裁影響而不得不改變線下市場策略，小米則是直接換了線下打法，放棄加盟改為直營。這形成了以小米為主的直營店和以華榮OV為主的直營+加盟模式。
因此，對于線下渠道來說各家的優(yōu)勢和劣勢都很明顯，直營的優(yōu)勢在于能集中控制價格，劣勢在于利潤點會很少，而直營＋加盟的方式優(yōu)勢在于各級經銷商能夠從中獲利，劣勢在于線上線下價格不統一，經銷商因為利潤容易造成串貨現象普遍發(fā)生。
但目前擺在手機經銷商們面前的難題已經并非利潤那樣簡單，而是整個手機市場不斷蕭條的事實。
“像我朋友的店，他在縣城里之前開了四五家，現在就剩兩家了，沒有疫情還行有的話全都得關。”周志強說，自己在二線城市的經營情況還算樂觀，但到縣城那樣的下沉市場，大家?guī)缀醵荚陉P店。
董大海直觀地感受到，下沉市場的生意比2019年更難做了。“大家都在經歷變革，現在你去看三四線城市，手機店關店不在少數，原先手機一條街上基本都是各種手機LOGO或者手機店鋪的牌子，現在幾乎都變成了其它業(yè)態(tài)。”
可以看到的是，國產手機廠商都在不約而同地“追高端”，而向高端發(fā)展所帶來的問題也接踵而至，首先是銷量，其次是消費者的認知——國產手機這么貴到底值不值。
眾所周知，國產手機這些年在創(chuàng)新方面的確大不如前，但在一些問題上仍然急功近利。硬件上不斷堆料，隔三差五發(fā)布新機型，這讓眾多消費者看得眼花繚亂，但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問題，為什么要換機？
手機廠商在不斷“追高求銷量”，而消費者換機周期卻在不斷拉長，這兩條本應相交的曲線最終卻成為了平行線。
在華為被制裁后一年，其舊款機型的保值率創(chuàng)下歷史新高，一臺二手Mate 30 Pro 5G版機型甚至長達半年時間仍未下跌，這主要因為華為品牌和被制裁后芯片受限所導致。
“沒有一款手機的保值率能夠做到這樣，即便是當年保值率最好的蘋果iPhone 6系列也沒有如此堅挺。”趙勇感嘆道。
華為在被制裁前，手機的溢價與出貨量一直保持高位增長，這其中即得益于Mate 30系列提前發(fā)售的營銷，也得益于其折疊屏手機被手機經銷商和黃牛們不斷炒出高價，更離不開其加速下沉。我們回看2019年整體銷量便可看出，小米、OV的銷量都在加速下滑。
因此，在華為沖擊高端成功后，榮耀、小米、OV也開始躍躍欲試不斷沖擊高端，榮耀發(fā)布Magic系列、小米發(fā)布小米12和Mix系列，OPPO發(fā)布Find X系列，vivo發(fā)布X系列，這其中包括折疊屏手機。但截止目前，已發(fā)售的折疊屏手機中，還未有任何廠商能夠正面公布銷量。
我們認為，國產手機要沖破高端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做到，也并非靠發(fā)布幾款折疊屏就能做到，而是要讓消費者感知到產品的“新意”以及實際的應用場景。
“國內手機廠商的利潤雖然都挺好，但現在銷量實在是不太好。”趙勇也很無奈，他甚至用上了本是違規(guī)行為的串貨行為。“行情實在不好，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吧。”
在這個行當里，各家的機器如果出現壓貨不好賣的現象，基本都會有一個默認的操作方法，就是將部分機器出售給檔口或者線下店價格高的城市，以此獲得利潤。
而這種做法一旦被廠商查出就會面臨一定懲罰，但每家廠商的處罰招數也基本相同——罰款、停貨、降等級，并且還會對造成的損失與影響進行估量，以此來確定最終的處罰方案。
趙勇和劉宇一樣，除了在北京有手機店外，在他的老家河北邢臺也經營著華為和榮耀的授權店，但對于末端經銷商來說，華為和榮耀分給他的貨源一直都很有限。“高端機基本都要比發(fā)售時間晚上個兩三天甚至一周的時間才能拿到貨。有時候即便拿到貨了，也只有幾臺。”
今年，擺在趙勇身上的壓力也不斷增大。除了河北，北京的銷售量也在不斷縮減，甚至經常一年一換機的?？鸵怖L了換機周期。“更多人選擇二手產品更新換代了，新機的銷量的確降了不少。”
周志強告訴我們，疫情所帶來的總體影響一直存在，他們現在打的是真正的“游擊戰(zhàn)”——在不斷反復的疫情中生活，疫情來時退，疫情退時攻。
當然，疫情也給他們帶來了除手機以外的新增長點。“像學生如果居家學習的話家長都會來買平板電腦或者筆記本電腦，第一次增長點是2020年第一次疫情，第二次增長點則是2021年石家莊的第二次疫情。”兩次疫情讓周志強店內的平板電腦和筆記本電腦銷量大漲，甚至出現了斷貨。
可以見得的是，許多經銷商都在新環(huán)境中求變與轉型。
在劉宇的朋友圈里，除了手機外還多了與手機不相關的品類，如電子煙、冰墩墩。“手機這塊銷量不行了也得想辦法掙錢啊，現在我覺得賣電子煙好像比手機更掙錢了。”劉宇笑著說道。
不僅是電子煙和冬奧紀念品，一些手機經銷商也賣起了化妝品。在某手機經銷商的報價群內，化妝品更是占據了主流。“很正常，不過賣電子煙的比較多，我身邊朋友好多都賣起了電子煙。”趙勇說。
越來越多的經銷商在通過不同的業(yè)態(tài)來彌補手機銷量下滑帶來的利潤虧空。
我們似乎每年都會說明年的現在將比以往更差，寒冬仍然在繼續(xù)，對于手機行業(yè)來說，它的確沒有迎來春天。疫情反復所帶來的影響將持續(xù)影響著實體店的生存，這也勢必會給手機廠商的線下業(yè)務帶來影響。
在與這五位經銷商交談的過程中，大家似乎共同的心聲是開源節(jié)流，不斷擴展新業(yè)態(tài)，積攢更多余糧。
季節(jié)上的春天已經到來，但手機行業(yè)上的春天卻依然在遠方。
注：應被訪者要求，趙勇、周志強、劉宇、孫偉、王然均為化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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